焚书坑儒，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、坑杀“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”（某些人认为秦始皇坑杀的乃是“术士”并不是儒生，但根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秦始皇坑杀的人“皆诵法孔子”。而且“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诗书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”一语出自《史记·卷121·儒林列传》，术音述，术士，即述士；述士即儒士）的事件。焚书坑儒，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，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，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。这一点和秦始皇采用的其他措施有所不同，是秦始皇、丞相李斯所始料不及的。
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，为了维护他的统治，统一思想，接受了丞相李斯的建议，下令焚书。秦始皇焚书使得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了一次浩劫。
丞相拿斯认为天下已经安定，法令已经统一，读书人应当努力学习现行的法令制度，不能老是根据过去古书上的记载来攻击当前的政治制度。他建议史官所收藏的图书，凡不是秦国的历史，全都拿来烧了；不是政府任命的博士官所收藏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，而是私家收藏的这一类书籍， 一律焚烧掉，以杜绝混乱思想的根源。
秦始皇下令焚书，使得许多读书人非常反感，在暗地里议论，说秦始皇这样做太过分了。于是秦始皇下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，一下子查出来460多个方士和儒生有嫌疑。秦始皇一怒之下，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，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。焚书，既毁灭了秦以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；坑儒，又杀害了许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。
事件简介
焚书坑儒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。在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公元前213年），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“郡县制”，要求根据古制，分封子弟。丞相李斯加以驳斥，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，以私学诽谤朝政。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，下令焚烧《秦记》以外的列国史记，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《诗》、《书》等也限期交出烧毁；有敢谈论《诗》、《书》的处死，以古非今的灭族；禁止私学，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。此即为“焚书”。
第二年，两个术士，侯生和卢生，暗地里诽谤秦始皇，并亡命而去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：始皇闻亡，乃大怒曰：“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。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，欲以兴太平，方士欲练以求奇药。去不报，徐市等费以巨万计，终不得药，徒奸利相告日闻。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廉问，或为訞言以乱黔首。”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，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惩后。益发谪徙边。始皇长子扶苏谏曰：“天下初定，远方黔首未集，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唯上察之。”始皇怒，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。
“坑儒”是因为方士“诽谤”皇帝引起的，有学者因此认为，秦始皇是“坑术士”而非“坑儒”（《史记·卷121·儒林列传》：“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诗书，坑术士，六艺从此缺焉”）。秦始皇起初比较看重儒生们的作用，让他们职博士、掌典籍、制礼乐、备咨询，还能参加朝议，实行“尊赐之甚厚”的优待政策。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侯生、卢生，与徐福、韩众等人都是一伙方士，如唐代韩愈、宋代司马光，不说“坑儒”而说“坑杀学士”或谓“屠术士”。
但是，儒生也可能兼事方术，方士更可能兼事儒术。以侯生、卢生而言，他们为秦始皇求仙药，当然是方士，但他们“诽谤”秦始皇的那段话，却是十足的儒生口吻。这只能这样解释：本色的方士只有骗人的方术，没有动人的理论，如果不兼习儒术，不打儒家的招牌，就不足以扩大影响，号召徒众；从儒生一面说，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，既然秦始皇迷信方术，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也是必然的。侯生、卢生的称谓是“生”，说明他们本就是兼习儒术的方士。所以在历史上占上风的看法，认为秦始皇坑杀的多数是儒生，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秦始皇说：“吾悉召文学、方术士甚众”。其中文学士大多是儒生，方术士才是专门从事星占、神仙、房中、巫医、占卜等术的人。
与司马迁同时代的理财专家桑弘羊，在《盐铁论》中就明确提出秦始皇是“坑儒”。联系司马迁的原文看，这事也很明了：“焚书”之前，李斯说的“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”，此处“诸生”显然说的是儒生而不是什么方士；“坑儒”之后，公子扶苏说“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”，说的也是儒生。西汉经学家孔安国，是汉武帝时的博士，距“焚书坑儒”事件不远，他在《尚书序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，焚书坑儒，天下学士，逃难解散。”东汉哲学家王充在《论衡·语增篇》中对秦始皇的坑儒事件也有详细描述，并考释出被坑杀的详细人数为“四百六十七人”，他进一步断定：秦始皇“燔诗书，坑儒士，实也。”
还有一点也可以作为是“坑儒”的旁证，据《说苑·反质》篇记载，“坑儒”的肇事者卢生、侯生逃亡后，卢生未被捕获，侯生后来是被抓住了。秦始皇要车裂侯生，侯生历数秦始皇奢侈殃民的罪过，指出其危害性。秦始皇听罢默然，把他释放了。
正是因为“焚书”和“坑儒”都是针对儒生的“诽谤”而采取的严厉措施，所以尽管这是不同的两回事，人们还是习惯将其统称为“焚书坑儒”。
历史背景
焚书坑儒，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。在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公元前213年），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“郡县制”，要求根据古制，分封子弟。丞相李斯加以驳斥，并主张禁止“儒生”（读书人）以古非今，以私学诽谤朝政。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，下令焚烧《秦记》以外的列国史记，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《诗》、《书》等也限期交出烧毁；有敢谈论《诗》、《书》的处死，称赞过去的而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；禁止私学，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。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。第二年，“诸生”言语攻击秦始皇。秦始皇派人调查，将四百六十多人挖大坑活埋。历史上称这些事情为“焚书坑儒”。某些人认为秦始皇只是活埋一些修炼功法炼丹的人，但占主导的观点还是赞同传统的说法，即秦始皇坑的是儒，而非仅仅是方士。因为事情发生后，始皇长子扶苏进谏道：“天下初定，远方黔首未集，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，唯上察之。”（既然扶苏以诸生诵法孔子替“术士”求情，更加有力的说明了坑的是儒生）始皇不仅怒而不听，还使扶苏离开咸阳，北卞的宋志辉被秦始皇给诛杀九族。史称斩宋叼，诛九族。 只是在坑儒的次数上，颇有争论，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藏书》以及现代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，都说始皇坑儒仅有一次，即公元前212 年的那一次。剪伯赞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也认同这一观点，书中这样写道：“第二年（公元前212年）又发生了坑儒事件。起因是有些书生对始皇不满，说他‘专任刑律’、‘乐刑杀为威’等等，秦始皇以为他们‘或为妖言，以乱黔首’，就把他们逮捕，严刑拷问。先后逮捕了460多名儒生，最后全部在咸阳坑杀。但也有一些材料记载：秦始皇起码坑了两次儒。第一次是在咸阳坑儒460 余人，这是公开坑杀。其目的是想“杀鸡做猴”,“使天下知之”, 以惩效尤。第二次规模更大，一下坑了700 余人，不过采取的是秘密暗害的手段，方法也更为“巧妙”和残忍。东汉卫宏在《诏定古文官书序》中记载，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，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，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。当众儒生争论不休、各抒己见时，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埋杀，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，外人不得可知，一直隐瞒了二百余年之久。后来唐朝张守节编写《史记正义》时，将这段史料编入了史书。唐朝颜师古注《汉书·儒林外传》也引用了这段故事。焚书坑儒根本原因在于：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，需要全国一个声音以维护国家的统一。这与汉以后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其实是一个道理，都是大革“文化之命”。
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，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，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。于是，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，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《秦记》以外的所有史书，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、卜筮和种植的书。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，史称“焚书”。尽管如此，他却曾下令将一些禁书收藏在咸阳皇家图书馆，博士可阅览。 公元前214年，咸阳的术士在背后议论秦始皇，指责他：贪于权势，乐以刑杀为威。秦始皇知道后，派人追查,以诽谤罪活埋了400多人，其余无罪者释放。
《史记·卷121·儒林列传》上记载的只是“焚《诗》《书》，坑术士”，后在《古文尚书》的序中被为“焚书坑儒”。
“焚《诗》《书》，坑术士”是两件事。
先是“焚《诗》《书》”。其背景是当时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，可当时国家却是初统，春秋战国时形成的众多学说仍在百家争鸣，时常非议朝政。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主张“复古、师古”的儒家学者大谈“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”。这引起法家不满，认为“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”，这得到秦始皇认可，于是下令焚烧《秦记》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。
根据司马迁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前213年，秦统一第八年，博士齐人淳于越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恢愎周朝的封建制（中国大陆叫分封制）：“无辅拂，何以相救哉？”秦丞相李斯反对，认为时代变化，制度应该随之变化，不应该以古非今。李斯建议：史书只保留秦国的史书，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；《诗》、《书》及诸子百家之书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，民间的都限期交出烧毁；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民间可以保留；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。秦始皇下旨同意。此一事件，史称“焚书”。
在焚书开始之后的第二年，即公元前212年，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术士侯生、卢生寻药未果而出逃，秦始皇大怒，下令拷问咸阳。事后，将相关460人在咸阳坑杀。某些人认为《史记》记载秦始皇坑杀的乃是方士，并不是儒生。但根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秦始皇坑杀的人“皆诵法孔子”。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始皇闻亡，乃大怒曰：“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。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，欲以兴太平，方士欲练以求奇药。去不报，徐市等费以巨万计，终不得药，徒奸利相告日闻。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，以重吾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廉问，或为訞言以乱黔首。”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，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惩后。益发谪徙边。始皇长子扶苏谏曰：“天下初定，远方黔首未集，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唯上察之。”始皇怒，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。）
主要原因
1．是秦朝建立专制主义政治体系的需要
2．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，借用古代圣贤的言论批评时政。
只是对于坑儒，史学家们仍有争论。一般来说有三种看法：
（1）第一是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，这纯属后人的杜撰。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“疑古派”，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，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《史记》的真实性，从而证明了“疑古派”观点的不成立；
（2）第二是的确坑了一些人，不过那只是些方士，或称术士。秦始皇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医、卜之类的文籍，不在焚烧之列。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，按最迟计算（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），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，最远不过120多年。120年的时间跨度，是什麽概念？就相当於今天的2012年到1896年（清光绪年间）的跨度。司马迁从十多岁起，就开始遍游中国，二十三岁的时候，其父司马谈去世，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，担任汉太史令了。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（-147年），距离焚书坑儒（-212年）的时间跨度，不过65年而已。即相当於2011年往前推65年（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）。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，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，焚书坑儒这样的事件，不可能不清楚。
3．在关于郡县制的辩论中，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。
2015-06-08 00:00:00